作者、译者简介
作者简介：谢·托罗普采夫，俄罗斯汉学家，俄罗斯中国文学研究专家，李白诗词翻译研究家。历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研究员，东亚文明研究中心“文学、艺术、语言”组负责人，俄罗斯联邦功勋科学工作者。
译者简介：张冰，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北京大学俄罗斯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俄语教学》副主编，《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副主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汉学、俄罗斯文学等。
文化是每个民族所拥有的最重要的财富之一。异域学者的文化研究，不仅是窄室内的案头工作，还是世界各民族对话的必然要求。各民族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各民族文化的特点和与其他国家、民族文化间的交流机会各不相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的学者们在合作完成的论文中强调，对这些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展开科学研究的必要性显而易见。[1](63)
文化标志物代表了十七八世纪之交渗入俄罗斯的中国文明，且在俄罗斯民族意识中以“中国风”的形式得以固化。它首先是宫廷装饰（陶器、丝绸、园林建筑），茶和此后大多通过法语和德语翻译间接而来的古典诗词。
这些要素形成的中国文明形象，诉诸于社会贵族阶层文化，被当作对外交往中矫揉造作的、剧本式的异域花样，失却了深刻和思想。但是“中国风”物的广泛集聚渐渐使上层贵族和学者对其产生了兴趣，实际上这正是汉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在俄罗斯的发端。
18世纪起北京有了俄罗斯传教使团，其成员[最著名的当属比丘林(Н.Я.Бичурин)]不仅是传教布道者，还是研究中国文明的学者，无论是人文领域，还是科技领域都有涉猎。（中国最古老的，作用于人体器官的治疗方法——针灸，在19世纪前30年便已闻名于俄罗斯。）
年对公众开放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在19世纪形成了一套由宫廷藏品组成的展品组。对于馆藏中国艺术品的研究尝试最早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中包括维谢洛夫斯基（Н.И.Веселовский,–)撰写的《装饰物中的中国象征》（），伊万诺夫（А.И.Иванов,–)撰写的《中国的象征图案》（）。19世纪中叶，中国戏剧（译自法语，到19世纪末则直接译自中文）被引介入俄罗斯。20世纪初，梅耶荷德（В.Мейерхольд）和其他改革者在中国戏剧中看到的不是表面的异国情调，而是新的美学，它丰富了欧洲人已经习惯的传统。在此基础上，人们满怀热情地欣赏了年中国传统戏剧名角梅兰芳在俄的巡回演出。
19至20世纪之交，俄罗斯许多大学曾引入“中国哲学”课程。19世纪末，俄罗斯汉学巨擘阿列克谢耶夫院士(В.М.Алексеев)在俄罗斯开始了对中国艺术和文学各方面的基础研究。其著作使我国汉学变得更深刻、正规，20世纪上半叶，他的学生进一步推动了相关工作。
战后，特别是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俄罗斯对中国文化的理论研究水平略有下降，其原因是人们更加积极地用原文直接阅读文学艺术作品并将其翻译成俄语。与其说这是艺术和科研的进程，不如说是国家政治进程：出版社获得大量资金，不仅是专家学者，只要是会汉语的人就会被吸引来翻译作品。结果导致翻译质量急剧下降，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学在俄罗斯广大读者中的声望。
年代，由于俄罗斯政治经济改革，汉学发展逐渐停滞，通过商业化手段等各种方法，汉学渐渐地走出这种状态，转为研究邻国文化的新阶段。
年代俄罗斯的中国文化研究年代对于俄罗斯汉学及其它诸多科研和创造活动领域而言，是运作模式发生更替的分界线，这是一个沉重的过程。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苏联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国家拨款，出版社和科研院所的经费由国家承担，使作者们不必关心商业利益。然而伴随而来的是书刊审查，政治、而非创作被摆在首位，还必需使具体的工作融入国家世界观之中。这一扼杀生机的模式以所谓“内部编辑”的形式，长期存在于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和作者身边，这些人几十年来已习惯于让自己的作品迎合凌驾于艺术和学术标准之上的国家政治。
业已形成的新模式急剧地改变了评价原则。被抛进市场，却尚未做好准备的出版社必须面对绝对化的“生存”问题，出版物的利润率也成为了一种“书刊检查”，不过已经不是政治检查，而是重在商业了。不能不指出的是，这一机制最佳运作模式所必须的赞助机制在俄罗斯完全没有发展起来。
这种情况下，担负起重任的是科学院和大学的研究机构。他们在自己的复印室里以极小的印数（—册，常常无权上市销售）印制了严肃的研究专著，维持着高水平的俄罗斯汉学研究，有时甚至为出版社提供赞助，出版了印量更大，在全球汉学界引起反响的著作。这一时期量和质方面都领先的汉学研究有：莫斯科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所、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和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它们通过几十年的沉淀积累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传统。
正是这一时期，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文学艺术小组的成员全心投身于鸿篇巨制《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的编撰工作，他们与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的其他东方学机构的同行们共同完成了“文学”部分和“艺术”部分（最初是要出版一卷，但是后来要求分成了独立的两卷）的撰写，其中包括的章节有文学部分[索罗金(В.Ф.Сорокин)、沃斯克列先斯基（华克生，Д.Н.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戈雷金娜（К.И.Голыгина）、热洛霍夫采夫（А.Н.Желоховцев）等]，戏剧部分[谢罗娃（С.А.Серова）——传统戏剧，.盖伊达（И.В.Гайда——当代戏剧）]，电影艺术部分[托罗普采夫（С.А.Торопцев）]，造型艺术部分[索科洛夫（С.Н.Соколов）]，建筑艺术部分[杰米多（Н.Ю.Демидо）]、音乐部分[热洛霍夫采夫]，说唱叙事艺术部分[司格林（Н.А.Спешнев）]。这项完成于0年代的划时代之作——六卷本的大百科全书《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正如曾经说过的那样，获得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大奖。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文学艺术小组从年代起出版了一系列集体著作，从整体上勾勒了中国文化各领域——文学、戏剧、电影艺术、造型艺术、教育——艰难而曲折的发展之路。年代，这一系列仍然在继续。[2]
年代，由于中国世界地位的改变，许多俄罗斯高校中出现了中国研究和汉语教学中心，包括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海参崴、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和喀山大学设置的大型研究中心。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点是国家和社会的开放。汉学家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进修，了解西方同行的学术活动及其有别于俄罗斯苏联时代接受的阐析方法时，有可能直接观察中国的文学艺术生活。与世界学术交流的接轨原则上改变了俄罗斯的汉学。
缺乏对其遗产创造性地把握，就不可能足够深入地洞察中国作者的艺术精神面貌，在当今的研究中作者没有局限于自身的学术探索，还翻译出版了各种艺术作品、歌剧、电影剧本、造型艺术作品（绘画和雕塑画册）。此外，如果汉学作为一门学问独立于读者和大众，它就会萎缩，它需要的是博学且志趣相投的受众，因此，艺术瑰宝的推广一定不只是单纯的翻译转换，而是整个汉学的当务之急。
戈雷金娜不落窠臼的出色之作成为年代汉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之一。该著作阐析了中国人民族意识中创世思想嬗变背景下中国散文的发展，揭示出中国人的世界模式及其在新儒家哲学美学体系中结构化的基本特点。[3]著名汉学家马良文(В.В.Малявин)丰富多彩的著作对阐析中国文化有重要贡献。他在自己的两部专著中全面描绘了17世纪的中国艺术文化、对世界的理解及日常生活。一方面，这一时期的艺术和整个生活方式，得到了完整和细腻的展现；另一方面，它们已经到了传统文化的尽头。作者通过绘画、书法、建筑、戏剧和雕塑等各种形式的艺术阐明了艺术经典的共性基础，透彻地研究了中国文化、自然与人的传统的关系，详细阐述了中国文化的象征性。[4]马良文剖析了传统汉学中人精神发展实践的共性问题，谈及了这些实践对文化的影响，创造进程主体“意识的清醒”问题。[5]他对中国文明的构成——汉字、文学、艺术——进行了富有创新性的综合研究，是幅描绘中国人日常生活、民族意识和精神世界的广阔画卷。[6]
俄罗斯学者们在创作时没有局限于某门学科，他们将枝繁叶茂的文化体系视为文化学并在其空间内进行研究。[7]
语文学研究集中研究文学的所有形式（散文、诗歌、神话）和时间层面（古代、中世纪、当代）从一开始（从19世纪起）便是俄罗斯汉学的特点之一。它源自于中华民族意识形成的基础，即对“文字”的敬重。各代都以雅文为“文”，术语“文”原义为“天上的纹路”，中国人也通常从这样的“宇宙”缩影出发看待文学。
年代以前，通过几代大师的努力，俄罗斯汉学界翻译并阐释了大量文献，这是其发展的牢固基础。但是应该指出，在懂汉语的人翻译的大多数散文中，都忽视了苏联翻译学派的光辉成就——认为文学文本的翻译并非自身语言对于原文的机械置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是“重新创作”，用洛津斯基（М.Лозинский）的话说，是原文的艺术诗学。他们完成的常常都是逐字翻译的符合语法水平的译文，达不到原文的形象深度，当然，也就不是权威的文本，无法为中国文学赢得足够广大的读者群体。再加之年代中国文学作品的俄译本中没有较大创新，基本上是以前几十年间译本的再版。
然而这一时期翻译出版了一些俄罗斯历史上曾无法出版的“非官方”色情文学作品。[8]这大大地弥补了对于中华民族意识的理解，填补了俄罗斯汉学至今存在的空白。李谢维奇（И.С.Лисевич）编选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文学选集。[9]众多汉学家新完成的译作中，张辛欣、桑晔的作品引起了白癜风怎么快速治疗白癜风怎么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