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社会学研究》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科建设第二篇）
提要：20世纪70年代，农业社会学在西方为挽救农村社会学的危机而诞生。中国当前正处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进程中，农业社会学的破土新生具有重要意义。在追溯其理论传统的基础上，本文建构了这一学科的基本框架，展示了其核心议题。中国农业社会学既可以通过与诸学科的对话交流积极表明自身的学科洞见，为本土社会学及世界农业社会学贡献力量；也可在与农业文明性命攸关的重大问题和关系国计民生的前沿问题上积极发声、实现价值。
关键词：农业社会学；农政；全球农业体系；发展前景
一、农业社会学的兴起
在欧美学术界，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社会学”（RuralSociology）基本已经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门被称为“农业社会学”（AgriculturalSociology）的学科。作为学科建制的农业社会学是20世纪70年代为挽救农村社会学的“迷惘”和“危机”而诞生的（NewbyButtel，）。
农村社会学的危机是二战后欧美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结果，这一点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到20世纪60年代，经过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美国的农产品供给超过了社会总需求。-年，美国的农场数量从万个减少到万个，有一半的农场歇业或被兼并到大农场中，大量的农民被迫或主动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中（Olsen，：7）。面对汹涌澎湃的城市移民潮、日渐萧条的农村社区，早期以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社区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学逐渐失去“市场”和研究对象，陷入了迷惘和困境。学科危机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这20年间，西方农村社会学教授席位明显减少、研究经费大幅缩水、学科地位迅速下降，人们对农村社会学的热情大大降低，甚至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Newby，：4）。农村社会学的危机引发了从业者的反思与激烈批判，农业社会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第一代农业社会学家如纽比（H.Newby）、弗里德曼（H.Friedmann）、巴特尔（F.H.Buttel）等喜欢称农业社会学为“新农村社会学”或“批判的农村社会学”，表明其试图以农业研究为农村社会学重续生命的立场与抱负。这些农业社会学家之所以有这样的雄心，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他们认为，虽然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农民的数量急剧减少、农村社区迅速萎缩甚至凋敝，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问题已消失，其重要性已下降，恰恰相反，即便在最发达的国家，农业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会对世界社会经济秩序发挥重要作用。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粮食市场危机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这些问题亟须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多学科研究给予解释和应对。
20世纪90年，巴特尔等出版的《农业社会学》一书是这一学科里程碑式的著作（Butteletal.，）。此后，农业社会学逐渐占据国际农村社会学研究的主流地位。进入21世纪，西方农业社会学更是在理论与方法、研究主题、著述与研究队伍等方面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其核心议题包括从全球化到粮食安全、从农业政策到动物福利、从农场性质到生态环境等更加广泛的领域（熊春文，）。年，新一轮的全球粮食危机激发了一些农业社会学者将研究视角拓展到对新近生物技术农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延伸了农业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和解释链条，使之成为农业社会学的前沿领域（Pechlaner，）。农业社会学的新发展不仅使农村社会学恢复了原有的活力，而且因其在诸多领域所展示的洞见和贡献越发增强了其学科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当前中国正处于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重大进程中，农村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也面临与20世纪晚期西方发达国家相仿的形势——农业产能过剩、农村日渐凋敝、民工潮体量巨大。与此同时，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农业现象和社会问题，亟待社会学者开展研究并提出应对之策。如家庭农场、新型职业农民、休闲农业、都市农业、农业文化保护等新现象、新议题层出不穷，与此相关的问题与争论如小农命运、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农业面源污染、转基因伦理等，超出了农村社会学和农业经济学原有的研究领域，更超出了以农业技术为对象的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
显然，农业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对于综合、系统地研究农业领域的社会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针对我国农业领域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很多社会学家尤其是农村社会学研究者已经开展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可被归到农业社会学的学科范畴，但具有明确的农业社会学学科意识和突破性意义的研究当属朱启臻教授的相关研究。他在年出版的《农业社会学》专著中为中国农业社会学这一学科勾勒了基本框架。此后，他还在这一领域继续耕耘，出版、发表了《生存的基础——农业的社会学特性与政府责任》等著作和论文（朱启臻，a，b，a，b；朱启臻、陈倩玉，；朱启臻、王念，；朱启臻、杨汇泉，；朱启臻等，）。可以说，朱启臻及其研究对于中国农业社会学学科建设具有开拓性贡献。
总体上看，中国农业社会学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以中国知网为例，截止到年底，以“农业社会学”为篇名进行精确检索到的文章只有10篇；如果模糊检索，剔除重复文章和无关文章也只检索到49篇文章，这些文章的研究主题包括农业社会学的渊源与发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农业劳动力培训与流动、农业转基因技术发展、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等。当然，还有不少文章虽然标题或关键词上没有“农业社会学”字样，但依据研究内容上划分可以归属到农业社会学的范畴，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视角下对于农业问题的探讨，如关于小农经济、家庭农场和资本主义农业的研究等（丁长发，；黄宗智，，，；贺雪峰，；陈义媛，，；黄瑜，；孙新华，；严海蓉、陈义媛，）。这些研究已经积累了很多质量上乘的成果，但从数量上看，所有这些研究与传统的农村社会学和农业经济学相比仍可谓九牛一毛；从学科意识和理论方法来看，农业社会学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本文在追溯农业社会学发展背景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农业社会学的理论传统，建构农业社会学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农业社会学的现状与前景进行探讨，以期为农业社会学在中国的成长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二、农业社会学的理论传统
按照迈克尔（P.McMichael）和巴特尔的观点，农业社会学起源于古典理论对农民研究的重新发现，这些研究既包括马克思、列宁、考茨基（K.Kautsky）的著作，也包括恰亚诺夫（A.Chayanov）的著作（迈克尔、巴特尔，）。沙宁（T.Shanin）在《农民和农民社会》一书中概括了欧洲农民研究的四个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恰亚诺夫的“独特经济”类型理论、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文化传统，以及由克鲁伯（A.L.Kroeber）等发展的涂尔干传统（Shanin，）。黄宗智（：1-4）则把农民学的三个传统概括为：以舒尔茨（T.W.Schultz）和波普金（S.Popkin）为代表的形式主义，以恰亚诺夫、波兰尼、斯科特（J.C.Scott）等为代表的实体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巴特尔等人在《农业社会学》一书中指出，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以及生态学理论是农业社会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三大理论传统（Butteletal.，：78）。本文主要讨论马克思、恰亚诺夫和韦伯所确立的农业社会学的三大理论传统，通过向这些最重要的理论传统致敬的方式来整理农业社会学可能的理论基础知识。中国目前有关农业社会问题最有前景的研究以及对于农业发展道路最为重要的争论都与这些理论传统有很大关联。
（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传统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西方农业社会学中最为流行的理论传统，早期农业社会学家之所以以“批判的农村社会学”为号召，其批判性主要来自（新）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在第一代农业社会学的作品中还经常看到“农业社会学或农业政治经济学”的字样。换言之，在很多早期的农业社会学家那里，农业社会学就等于农业政治经济学。正如前文所述，第一代农业社会学家认为，农业社会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出现是对19世纪社会思想遗产的补充，这一补充运动的原动力是重新发现古典理论关于农政发展（agrariandevelopment）的研究传统，并以这些研究传统为工具来分析现代农业结构（McMichaelButtel，：91）。而巴特尔等人所谓农政研究的古典传统，主要是由马克思、列宁以及考茨基确立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基本上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阐明的由商品生产、资本积累、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概念组成的独特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的核心是从商品生产或资本积累出发，解释包括生产关系（核心是财产关系）、政治、法律、宗教、意识形态等在内的社会结构，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迁的逻辑和规律。在马克思那里，商品生产或资本是根本的自变量或终极因，商品经济的发展最终会导致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与之对立的无产阶级的形成。小农经济或被资本主义生产所替代，或被消解；农民则最终会被转化为资本主义农场和资本主义工业所需的廉价劳动力（陈义媛，）。列宁延续马克思的传统，论证了随着土地、劳动和产品的商品关系的发展，俄国工业资本市场伴随着农民与地主经济的解体而出现。他将农民划分为三个阶级：富农、中农和贫农阶级。他认为富农将逐渐转化为农业资产阶级；贫农阶级会沦为无产阶级劳工；中农阶级中的少数人会加入前者的行列，大多数人则会成为后者。列宁结合了两种农业资本主义道路，论述了俄国的发展，即容克（普鲁士式）和农场主式（美国）道路，这两条道路最终都通向为雇佣劳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农业（列宁，/：-；McMichaelButtel，：93）。列宁之后，考茨基第一次系统地讨论了农业从属于资本所存在的障碍，试图修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逻辑。考茨基认为，农业的特殊性（不可移动的有限的耕地）、来自其他地方的农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东方农业和移民农业）、有利于“中农”的国家政策等都会阻碍农业资本主义的进程。考茨基还从理论上论证了农业中的资本积累过程会把农民的家庭农场再生产出来，将其作为劳动力和商品的来源补充土地资本和/或工业资本的不足，由此改变资本的逻辑（Kautsky，/；McMichaelButtel，：94）。当然，考茨基与列宁之间的争论属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在考茨基那里，即便小农家庭这一形式不被大地主彻底消灭，也无法摆脱资本主义企业主的剥削（转引自陈义媛，）。
第一代西方农业社会学正是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两个主要方向发展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西方农业已经并将继续展现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就像美国的工业化农业及英格兰东部大规模农场所显示的那样；另一部分人则致力于解释为什么农业的特殊性会对资本主义发展产生阻碍，使得农业经历比工业部门更缓慢、更不均衡的资本主义进程。前一方向中，在马克思、列宁之后，有关西方农业的政治经济学最为重要的研究就是将农民和家庭农场主概括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过渡阶段。他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只能依据诸如无产阶级化、资本的集中和积累、阶级分化等传统的范畴才能分辨出来。这一主张的主要代表有弗里德兰（W.H.Friendland）、纽比（H.Newby）、高斯（K.F.Goss）等人。后一方向则以曼（S.A.Mann）和狄金森（J.M.Dickinson）、弗里德曼等为代表，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曼和狄金森在研究中发现，农业季节性所导致的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不一致会成为劳动过程常规化的一个阻碍，使得农业比其他部门利润更薄，从而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MannDickinson，）。两个方向上的农业政治经济学都开展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和理论争论，推动着农业社会学迅速发展（Butteletal.，：79；McMichaelButtel，：91）。
巴特尔等（Butteletal.，：-）在《农业社会学》一书中对政治经济学范式下的农业社会学研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归纳了农业社会学的发展特点，并预测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趋势：（1）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古典演绎理论逐渐式微，注重时间和空间因素以理解多样性的农业形式的新的理论策略正在兴起；（2）农业越发被一种更加包容的方式概念化，包括商品体系“纵向化”和农村社会结构“横向化”；（3）农业社会学认识到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标准化的所谓美国农业结构或模式；（4）对于国际食品和农业体制以及国际商品综合体系的兴趣日益增加；（5）常见的白癜风发病原因常见的白癜风发病原因